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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录猴子 @ 2008-08-28 02:35

回声室效应



在自我意识减少的同时,你也就掉进了互联网最具诱惑力的幻象之中:在特别营造的小天地之中得到虚假的保证,仿佛与自己的信念相抵触的事实全都不再存在

  胡泳 管理学者,作家

  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很多人对公民参与政治对话寄予厚望。

和意见相同的交流相比,只有意见不同的交流才允许真正的辩论和思想的交换。这种交流使得参与者有机会“从更大的菜单中做出选择”,从而导致一种社会意识而不是个人私益。

  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公民的政治对话往往发生在家人、朋友和与自己有着相似观点的人之间。这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homophily)的 现象被多个学者所注意。导致它的原因有许多种。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恩斯的模型认为,人们从头脑相似的人那里获得信息有助于减少信息成本。莫里斯?罗森伯格 认为这是由于政治具有威胁性特质所致??它总是充满争议。逃避争议也是“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核心观点,虽然该理论原用以描述公众舆论的形成,我们也可以用 它来解释为什么企业组织里的人不愿意站出来说话,并极力避免不同。这一理论有四个基本假设:(1)组织对背离的个人施以孤立的危险;(2)个人经常恐惧孤 立;(3)对孤立的恐惧感使个人不断估计众人的意见;(4)估计的结果影响了个人在公开场合的行为,特别是公开表达观点还是隐藏自己的观点。由于害怕被孤 立,个人在他人持有不同观点的时候往往不敢说话,他们宁愿选择意见一致的人交往。

  人们把避免冲突的倾向归因于无知、漠不关心、疏离、不愿意挑战群体规范、害怕遭到反对、害怕伤害他人、缺乏可见的选择、不愿意承担责任和怀有无 能为力的感觉等等。那么,互联网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这些心理障碍吗?互联网的本性应该是不仅促进更多人的参与,而且能够促进更多异质群体的参与。电子通讯技 术的浪潮据信能够增加观点的多样性,以及这些观点到处传播和彼此竞争的速度和轻易性。有研究表明,网民与非网民相比更加支持多样化的观点,容忍度也更高。 网络因而是一个理想的个人可以扩展视野的地方,他可以交往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并遭遇无数的新话题和新观点。

  问题是,虽然互联网上的对话以不一致为基本特征,但虚拟社区还是常常建立在拥有同样兴趣和关注点的人群之上。安东尼?维尔海姆发现,在一个讨论 组内,大多数人对某个政治话题通常持有相同意见。他的发现与理查德?戴维斯对Usenet的看法一致。戴维斯称Usenet已经变成了“一种壁垒化的论 坛”,被不容许异见的人所主导,群内认同极其强烈。维尔海姆对政治类新闻组的抽样内容分析显示,超过70%的帖子都对主导立场表示坚决或温和的支持。

  由于互联网上的社区都是自愿形成的,在人们具有寻找头脑相似的伙伴的倾向作用下,这些社区往往成为同质性的。它们由此被称做“兴趣社区”,非常符合盖茨在《未来之路》中的描述:

  “我们确信我们会利用信息高速公路独一无二的能力,找到同好者社区?加入电子社区的人越多,社区对成员来说也就更有价值。全球大多数滑雪爱好者 都会成为滑雪电子社区的成员?如果你尝试在滑下一个陡坡前让自己处于更好的身体状况,那么要是能和十几个与你身高体重年龄相仿,并同你怀有同样锻炼和减肥 目的的人保持密切的电子联系,你会发现训练更有趣?当所有的人都从事与你相像的锻炼项目时,你自我意识的东西会减少。”

  在自我意识减少的同时,你也就掉进了互联网最具诱惑力的幻象之中:在特别营造的小天地之中得到虚假的保证,仿佛与自己的信念相抵触的事实全都不再存在。这就是网络的“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

  网络杂志《沙龙》的专栏作家安德鲁?列奥纳德在回顾自己被“回声室效应”误导时说:“让我不安的,不是在互联网上用Google找到自己需要的 信息的容易性,而是那种随时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心态的方便性。”在这样的“回声室”中,人们只需链接到他们喜欢或意见相同的人,只会阅读他们热爱读或完全 同意的东西,那么,又哪里还会有公共领域存在?

  马歇尔?范?阿尔斯泰恩和埃里克?布莱卓夫森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显示了互联网可以把头脑相似者的甚至是微弱的偏好发展成同质的小团体,其内部 交往大大超过群外交往,他们把这一情形称为“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这种情况如果不加遏止,会导致“族群政治” 和“议题政治”的出现,剥蚀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的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



 
逆转录猴子 @ 2008-08-26 01:00

  在金庸的小说里,有一个奇怪的门派,特点有这么几个:
一,没传统,没谱系,不知道从哪来的,跟别的门派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横空出世,昙花一现
二,人很少,大师兄苏星河,大师姐李秋水,小师妹天山童老,二师兄丁春秋,还有一个从来没露过面的神仙姐姐。人数虽少,却个个武功高强,基本上都是怪物级人物。传人满打满算就俩人,一个误打误撞的段誉,和一个被强制传功的虚竹。
三,本派武功五花八门,个个都可称得上神功,江湖上没有几个人认识:如,北冥神功,凌波微步,化功大法,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天山六阳掌 等,还有能把各派武林高手弄得走火入魔的玲珑棋局这种不是神功的神功。

大家都知道了,这是逍遥派,跟庄子好像有那么一点关系,就是这么个天马行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门派,搅得中原武林鸡犬不宁,上吐下泻。金庸的 读者们,对逍遥派更是情有独钟,任它武当少林,三山五岳,还是南乔峰北慕容,四大恶人,大理段氏抑或鸠魔智,似乎都没有这个逍遥派的魅力大,在《天龙八 部》中,它是光,它是电,它是每个人心中的superstar!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学者”的地方就有“学术界”,那么在这个“江湖中”是否也像那个江湖中一样有个万人迷的“逍遥派”呢?

这是我两年前不可能想明白的问题,但现在我知道了,想起学子们第一次翻开《传播学教程》和《传播学引论》是那种熠熠生辉的眼神告诉我们,传播 学就是这个逍遥派,在这面大旗的挥舞中,我看到了修炼北冥神功吸干各门各派的热情在翻滚。这门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似乎就要把十字路空变成了道路本 身。

于是,我们看到各条道路向此处汇聚: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科学,生物学,控制论,文艺理论。。。。各派武功都成了修炼北冥神功的药引——管你是啥,我把你吸过来就是了。

蔡明问:为什么呢?答:这里给出一个片面的解释,传媒产业的兴起,使得这一行业的需求不再是过去单一的“记者”,那么新闻学显然就不能给这一 行业的人才需求提供足够的合理性,这个时候急需在原来新闻学的基础上再改造出一个新的学科,好吧,所谓传播学应运而生,学科是有了,可是学什么呢,自创武 功吧,可是各种套路都被人家用尽了,于是只好弄出一个集众家之长的东西,这就是北冥神功,又名化功大法。当然,我说了,这是个片面的解释,更本质的解释, 我想从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中来寻找。(靠,这是书评么,才到这本书。。。)

为什么传播会成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而被建构成学科?马特拉给出的发端是社会有机体——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观。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 释,启蒙给人间之城带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目的——进步,并且证实了已然历史就是一部进步的历史,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沿着这条方向继续下去。从圣西门的进 步时代,到孔德的历史三阶段论,配以斯班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劳动分工,传统社会的消亡,工业化,获得了毫无疑问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一种东西的 价值从幕后走到了前台,那就是信息。

有效的交流,是社会有机体得以正常运转的先决条件,在传统社会,信息和交流显得那么无足轻重,生活在封建领主土地上的农人们甚至都不需要知道 农时节令,自有专门的农时人员和上天互通信息,告诉大家何时播种和收割。然而,社会有机体向现代的进化使得他要完成的任务和身体结构空前复杂起来,社会不 再是像草履虫那样的单细胞生物,而是一个器官组织空前分化的庞然大物,遍布全身的神经网络成了指挥他大踏步向前进的必需。是否意识到,电报的发明,使得信 息第一次能够独立于物质进行传输,这就相当于给有机体安上了反射弧,独立出来的信息终于可以对物质进行某种预先的控制。

我们知道,所有的学科都在反观所谓的“进步时代”,而传播现象又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那么所有的学科进入这一现象当然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

当然,最先兴起的范式是“控制”,不仅是因为进步时代和线性历史观的欢呼,还有对于有机体上那些“病灶”深深的恐惧。源于启蒙的浪漫主义一 面,是笼罩在卢梭阴影下的“法国大革命”,然而,让上帝之城降临人间,显然与“进步”人间之城的那些设计者们是水火不容的,革命悲剧性的后果使得未经控制 的群众行为很容易的就被贴上了“退化”的标签(勒庞),这一对人民的不懈一路走下去,最后得益于弗洛伊德的盖棺定论,“控制”成了社会有机体最合法的主 题。

然而在另一边,道德的乌托邦覆灭了,进步主义当然要给出自己的真正合理的乌托邦,于是,技术的乌托邦站立了起来。在塔尔德那里,传播技术的发 展使得人们的交流摆脱了感染性的身体接触,于是“群众”变成了“公众”。美国作为当时的“美丽新世界”顺理成章的拥抱了这一主题,芝加哥学派接过了进步主 义的旗帜,用互动,电气化,教育,报纸,社区编制了一个上帝之城的温和版本。然而,好景不长,时代的车轮还是碾过了一切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范本,芝加哥不得 不拱手交出自己的话语霸主地位,随着研究重心的东移,这个国家也结束了关于“乡村民主”的白衣飘飘的年代。(同一时期,拉扎斯菲尔德也结束了自己在欧洲白 衣飘飘的年代,来到了美国)取而代之的是,宣传,控制,广告,管理和选举。。。。

在“控制”统治下的铁笼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我思故我在”的怀疑主义幽灵仍然在大陆游荡。政治实践的失败虽然缴了他们的械,却并不能喝退作 为批判的武器的笔杆。他们回到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那里,经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重新捡起了“异化”这一主题,向“现状再生产”的合法性发出了新的一轮攻 击。在对岸,也有如赖特.米尔斯这般孤独的声援者。

可是,在战后的一片歌舞生平中,社会有机体的外表是如此的光洁与健美,指望人们相信小小的皮肤病能把它腐蚀掉是如此的不现实。于是,整个批判 的阵营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先进的解剖刀,以图确诊它光洁外表下的病理。他们开始乐于发现“结构”——从文本到体制,从观念到实践。这次的策略似乎是对头的, 社会有机体的大厦在冷战中风雨飘摇,“运动”“反叛”成了那个年代的主题

然而,个体善于遗忘,而历史却要终结。冷战的结束,信息社会的到来,全球化,所有这些使得意识形态终结论获得了舞台,丹尼尔.贝尔之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乌托邦药方,好像在说:你看,我就说问题都是暂时的吧!

上帝之城来的幽灵们当然不会答应这种和解,且不说世界体系的边缘情况正在恶化,就说文化帝国主义看起来就不那么“乌托邦”的说。然而此时,面 对空前复杂的全球化局面,疑神疑鬼的“结构主义”不可避免的成了一把简单粗暴的大砍刀,怎能用来解剖有机体进化到如此细密的肌理。范式需要再一次转换。

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画犬马难,画鬼神易”,结构分析,犹如画鬼神,好画,而且画出来面目凶恶,看了就容易激动。而探寻结构和行动者之间微 妙的建构关系,却如画犬马,虽难画,却更容易让人冷静下来。于是第三条道路呼之欲出——只有回归日常生活,才能更好的理解。这第三条路的魅力就在于,他获 得了上帝之城的幽灵和人间之城的子民同时的认可,虽然大家的目的不同,但大家达成协议放弃了粗暴的对抗。

当下,幽灵永远游荡,子民仍在狂欢。。。旧的并没有改变,新的疾病却又生长出来,不仅仅是艾滋,还有那些曾被断言终结的东西,国族,身份,认同,成了全球化的遗传病。。。

好了!以上,如果你以为我说的这些就是传播学的历史,那么恭喜你!您的北冥神功已经大功告成!这明明是近现代思想史,虽然是用大砍刀添油加醋出来的不靠谱版,那也是思想史!

而北冥神功的修炼心法就在于,把思想史变成传播学的历史,把思想史当中对于传播现象的关注变成传播学本身,就是把你们都吸过来变成我的。这种 学术话语的建构,必然生产出一个“逍遥派”一样的万人迷学科,让无数人掉进他的无底洞,还以为自己一夜之间掌握了绝世神功从此可以纵横江湖无人可敌?

我尊敬马特拉,至少他看清了这条河流的水系,不管他的建构是否是危险的。
然而,我可怜马特拉的读者,他们注定要淹死在这条河里。

这只是代表他们的冤魂,对这样的学术史作出的审判!


 
某人 @ 2008-08-19 01:21

献给部分自认为左派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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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左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
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
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
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
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
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
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
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
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
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
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
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
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專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
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極權。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極權会造
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
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
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

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
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
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鄧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
,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階級要“自
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
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
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
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
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
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
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專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
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
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
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
。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
,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
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
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
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黨还
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
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
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
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
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
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
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
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
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
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
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
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
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
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專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
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
,谁也不听我的。但XX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
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
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
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
,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
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
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
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 的时候。
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階級”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
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黨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
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
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
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
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
。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
?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
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
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
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
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
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 ,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 “对话的必要”。自由
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
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
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
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
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
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
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
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
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
。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
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
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
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
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
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
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
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
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
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
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
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
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
”。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
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
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
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
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
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
,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
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
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
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
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社會主義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
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
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
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
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
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 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
,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
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專
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黨人多次谈判,但
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
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
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
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
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 ,棉花加工量增长62% ,出口总额增长112%
,国民收入增长78. 8% 。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
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黨分裂派系林立,以往
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黨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
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
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
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
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
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
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
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
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
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
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黨”成为第一大黨。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
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
,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
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
,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
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
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
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
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
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
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
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
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
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
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
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
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
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
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
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
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
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
,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
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
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
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
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
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
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
”,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
了。



 
逆转录猴子 @ 2008-08-08 11:15



(摄于 拉萨 布达拉宫 @2008 7)

国人人第一次申奥时,我好像才那么一点,正在接收着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教育,小学的思想品德课本告诉我,我要爱国,就像潘冬子一样。。。。
于是,奥运申办失败时,我幼小的心灵异常的郁闷,不亚于再放学买零食的一瞬间发现自己兜里的五毛钱不见了那种郁闷。这种郁闷伴随着我成长,我很自然的把这个国家自1840年的郁闷史跟自己的成长郁闷史通感起来,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早的种下了神秘主义的种子。
后来 随着mental的强壮 我渐渐才学会了怎么样摆脱思想品德课本的束缚 我知道了奥运会的来历,知道了顾拜旦,知道了慕尼黑惨案,知道了汉城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对那个国家曾经的意义。我开始跳出这个国家来看这件事了。。。。在某些人看来 这意味着一个无知少年开始变成了“粪青”
本期的南周,依然用一个诡异的标题作为头版——《北京人的奥运》,折腾出一片诡异的报道,诉说着北京人为了欢迎您丫的所忍受的一切,在文化版还配上一篇了用东京奥运会书写的日本近代历史,似乎也在诉说着点什么。
现在想想,的确,就像南周所说,若奥运在2000如愿来到这个国家和我的依然幼小的世界,这个国家和我的激情也许才更具有标志性和绝对性,就像它在1960年代给日本和他的少年带来的新世界一样。我们会更加疯狂,就像当年的十强赛时一样的爱国。
然而,现在世道变了,可以说这个梦晚来了八年,梦的内容也开始掺杂进无数复杂的情绪,就想奥运的宣传口号一样,one world,我们的确只有一个世界,谁也不能去火星呆着,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拧巴的东西必须焦糊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2008年,办奥运就像京华烟云里的那一家子人,需要靠这样一场盛大的婚礼来冲喜,拯救这个家族里病入膏话的大少爷。
奥运来了,也许会皆大欢喜,也许会带着一些镇痛,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中国多得几块金牌,以告慰曾经那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幼小的我,那个小孩还住在我的体内,虽然我已不再年轻。。。。




 
逆转录猴子 @ 2008-07-04 00:12

(以下为过激言论,不爽请绕行,看看多久会被删除)
今天早些时候,张家界又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一猛男因“违法建筑被依法拆除而产生不满”(当地宣传部门说法),将一辆油罐车开进了街道办事处的大院,炸伤了12个人(当然没说是老百姓还是当官的)
今年,我似乎已经听说了不少此类事件,比如某地老百姓不满公交涨价烧了公交车,又比如某地刚发生的“俯卧撑”事件
中国的老百姓,自古是没什么权力的,当他们不爽的时候,通常也都是忍着。所谓的农民起义并不是我们历史教课书里说的那样,是什么“农民阶级反对残酷统治啥的”,农民从来都是被利用的,农民的不满是利用的手段。这个我们的伟大领袖心里最清楚。
于是,老百姓想表达不满时,就会有想利用他们的人来告诉你怎样才是合理的,过去我们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反清复明”啥的,后来伟大领袖告诉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某某主义“啥的。‘革命’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按照吴思的说法:民众自来在话语上没有给自己的行为创造合理性的能力,这个事得有其他人来做,在霸权的层面来说,这种合理性是赋予者的意图,然而必然被民众认同才能获得效力。所以,一个下岗女工会很自然的认为自己的下场是由于“读书太少,没学历,被社会淘汰”
这就是霸权,在无形中告诉我们啥可以做,啥不可以。
所以,伟大领袖给旧中国带来了“革命”这个概念,也规定了可以“革谁的命”,那就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只有这些概念才能成为合理的革命对象。于是,一个革命的政府,是不可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的。
另一方面,霸权的运作还在不断的消解这种“革命”的诉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暂时的贫富分化,因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党“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变成了“三个代表”,因为,那些先富起来的人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问题来了,在一个媒介泛滥的时代,除了霸权的规训和惩戒,我们的媒介对于“帝国主义”一贯的敌意其实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从世界上其他地方舶来的观念似乎给这里的百姓带来了新的行动合理性。——我们听说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市民兄弟们上街游行,于是我们觉得这是合理的,于是厦门人也去“散步”,其实仔细想想我们的媒介一向是喜欢报道西方平民兄弟们的示威游行的,而且态度很暧昧。于是,对于“恐怖主义”,我们的态度也不可避免的“暧昧”了,毕竟阿拉伯兄弟们也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啊,所以当年中国的一个考察团在美国看到CNN报道911飞机撞大楼的时候,情不自禁的鼓掌起来。其实我们的媒体也是情不自禁滴。
于是,民众获得了关于恐怖主义的一个“暧昧的态度”,一方面他是恐怖的,另一方面他又是因为“西方列强抢人家东西造成的”(这都是媒体告诉我们的)。
现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我们原来是个革命的政府啊,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连政府自己都开始不承认自己是革命的政府了,而是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利益” 不仅保护老百姓,也是有钱人的政府了,甚至更是有钱人的政府了,“官商是一家”的观念在30年来不断的成长,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潜在的民间共识。好了,问题才解决,我们有了新的合理性资源,有了新的对政府的认识,那剩下来的就是行动了。
当然,仅通过混乱的2008的几个“小事”就判断一些东西显然是幼稚的,但烧警察局炸街道办事处这些东西的出现,绝对是一个社会中观念和矛盾的转换带来的。
纵观2008这些事,是否是涉及民族或非民族不是问题,是否涉及这个国家深层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才是问题的关键。用脑子仔细想想,为啥ZD不再林芝和山南地区组织暴乱,偏偏在甘南,阿坝,LS这些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很厉害的地方,砸的又都是警察局和商户,这不就约等于“官商是一家”么,稍微了解西藏的人都知道,林芝和山南,那是青藏高原的江南,南亚副热带气候,鱼米之乡,福的流油,当地藏民早就建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傻子也知道这地方能不能有人暴动。除非当地领导非得让某藏民家的孩子替考啥的。。。。。

可以预见,恐怖2008,还将继续,对于一个基尼系数如此之高的社会,发生什么都不应该过分惊讶。


 
逆转录猴子 @ 2008-04-09 00:16

keso大人一下这段话,真的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besides,在中国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后发逻辑,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娱乐——>商业 生活,这样的过渡,认为中国互联网环境和需求最终会发展成和美国一样的人是二,看看qq,看看中国互联网什么行业最赚钱,
总之,娱乐是一个不可逆的逻辑,技术精英们真的该歇歇了

“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中美两国网民的需求有什么不同,因为这种需求受一个更关键的因素制约,这就是中国互联网对生活和商务的渗透到底有多深。做互联网的 人容易高估他所从事的事业的价值。长远看,中国互联网的商业价值当然不容低估,但眼下,它能够提供的价值主要还局限于娱乐。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互联网还是一个娱乐网、猎奇网,而不是一个生活网、工作网、生意网。

Facebook所依托的美国互联网对生活和商业的深度渗透,在中国暂时还不具备,因此你就无法指望用户乐于把他的生活和工作中的真实社会关系,搬到一个 主要用于娱乐目的的互联网上。这也是思践觉得Facebook缺乏粘性的原因所在,一个脱离了现实环境的应用,当然不会对你有太多价值。”



 
逆转录猴子 @ 2008-01-20 20:22

如题
惊闻今年专业课考题大踏步放水。。。。
请看到 此篇并且有心记题出来的研友,在解脱之余给我发一份回忆版过来
传播学各个方向我都要
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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